2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介绍有关生物安全法的制定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袁杰表示，在制定生物安全法的过程中，法工委对生物安全领域的主要风险进行系统梳理和规范，完善防范机制，健全基本制度，全面防控各类生物安全风险，“这在各国生物安全立法中尚属首例”。

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生物安全法，将自2021年4月15日即中国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起施行。该法明确了生物安全的重要地位和原则，规定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袁杰介绍，生物安全法对各类与生物安全相关的主体和活动严格要求，明底线、划杠杠、立规矩，加强监管，严防生物安全事件发生，确保安全。同时，支持生物安全事业发展，鼓励生物科技创新，加强生物基础科学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加快生物安全国家战略资源平台建设，促进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健康发展。 在风险防控上，突出预防为先。袁杰介绍，一方面，国家建立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主动开展监测，及时进行预警，依法采取防控措施；另一方面，要求从事生物安全相关活动的主体建立健全工作制度，严格遵守管理规范。这样双轮驱动、双管齐下，从源头上防止生物安全风险发生。 此外，根据不同的风险来源划定不同的生物安全领域，在各领域内又区分活动的风险程度和危害大小实行分类管理，明确相应的活动要求，规定不同的管理措施，遵循规律、科学应对、精准施策，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生物安全领域总体上属于新兴领域，涉及范围广、发展变化快，有些领域已有法律法规进行调整，有些活动还缺乏法律规范。对已有规定的，进行整合提炼完善，上升为基本制度，并做好衔接、形成合力。”袁杰表示，对暂时还没有规定的，目前能够看得准的，作出针对性规定，填补法律空白；对还需要继续探索的，作出原则性规定，为实践留有余地，也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法规预留接口。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制度建设上，生物安全法还完善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基本制度。比如，规定建立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风险调查评估制度、信息共享制度、信息发布制度、名录和清单制度、标准制度、生物安全审查制度、应急制度、调查溯源制度、国家准入制度和境外重大生物安全事件应对制度等11项基本制度。

同时，健全各类具体风险防范和应对制度。针对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安全，生物恐怖袭击和生物武器威胁等生物安全风险，分设专章作出针对性规定。此外，还加强生物安全能力建设，从严设定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