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开端，所有人都经历了太多关于疫情的未知、病痛和恐慌。时值年中，正在大众逐渐恢复正常生活节奏的当口，国内形势突变，北京又有一次小范围的疫情反复。虽说已经被及时有效地控制，但依旧为大家敲响警钟：数字的清零不代表病毒已经远离我们，反而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国内外的疫情形势处在什么样的阶段？而普通大众又应如何在点暴发成为常态的情况下进行正常的新常态的生活、工作？对于管理者和决策者来说，疫情成为常态，又意味着需要对什么样的新变化进行权衡？

疫情陡生反复的北京目前已经逐渐恢复平静，新增确诊连续一周清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颜宁认为，对于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来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能否控制住疫，而是需要用多少代价控制住。颜宁说，国内整体的疫情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而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她觉得每有一次小规模疫情爆发，都是一次摸索科学、理性的抗疫过程。

常态疫情，动态防疫

在北京积极精准抗疫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关于“第二波疫情可能在秋冬季卷土重来”的讨论。然而这个问题在现阶段还很难得出结论。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职教授陈剑此前发布的一篇文章曾提到，有数据显示印度、美国、巴西、俄罗斯每年新增的病毒人数占全球70%左右，因此全球范围内这一波疫情能否结束还得看这些国家的情况。换言之，对印度、美国、巴西、俄罗斯来讲不存在“第二波”这个问题，现在高峰都还不能非常明确地看到的这些国家，还处在第一波当中。

目前看来西欧控制的不错，东亚也控制的不错。对中国来讲，可能将会面临第二波疫情的挑战。因为所有的呼吸道传染病，如果没有达到群体免疫，它的流行就没有被完全终止。而冬天时病毒复制程度要增加，人们的室内活动要增加，两个情况叠加在一起，会使得秋冬季第二波反弹的风险较大。

虽然目前还难有定论，但情况已不容乐观。正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所说，世界各地在新冠控制方面出现了大分裂，这个分裂不仅仅是疫情方面的分裂，还是观念上的分裂，抗疫策略上的分裂。

疫情之下人类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需要共同面对，就是以什么样的防疫策略来迎接未来一年，怎样同时保持并促进世界的交流和发展。对于美国和南美地区而言，如果持续疫情流行，人们需要思考怎么降低它的死亡率，避免医疗资源出现挤兑，同时保持最低程度的经济运转。而中国的挑战则更加巨大，因为我们的防疫目标定的非常高，就需要考虑下一阶段我们和东亚地区、西欧地区如何互通，经济如何发展。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想要保持经济的活力，就需要连通世界，打开国门。这就意味着已经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将来势必会面临不断地动态的少量输入，这对于整个东亚都是极大的挑战。亚洲的几个国家，像新加坡、韩国等国目前控制得很严格，都很严格，欧洲则已经率先对美国打开，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做得如何。如果追求零病例，防疫压力将会非常大。除非再也不打开国门，否则国门一打开，零病例就不可能实现。

身处上海的张文宏最近也曾去上海的夜市逛逛，他观察到现在南方的经济都在慢慢地恢复，夜市也很热闹。“避免人群聚集、加强食物的交流防范、保持社区隔离、戴好口罩。如果这些点都能做到的话，我个人觉得将来在国内要逐步的进入到动态防疫中，而不是进行非常严格的控制。”张文宏说道。

救世的疫苗，远水救不得近火

在疫苗出来之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际疫情很难终止，张文宏认为现在应当尽量把疫情维持在可控状态，不要出现暴发或者大量成簇性的病例。在防控策略上，其实有几种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最厉害的当然是将城市封锁掉，其次是关闭一些场所，第三就是让城市慢下来。而一旦出现小范围的散发病例，就会需要进行一定范围的人员检测。在有效疫苗问世之前，只能通过检测划出感染范围隔离和预防。

很多人都焦急等待着疫苗的问世，然而情况并不乐观。传统意义上的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及其代谢产物，经过减毒，灭活或利用人工转基因的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疫苗种类包括传统疫苗，也就是减毒疫苗和灭活疫苗，新技术带来的疫苗成功的只有重组亚单位疫苗，像乙肝疫苗和HPV宫颈癌疫苗是比较成功。核酸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这些疫苗在疫苗研制史上有重大进展，但还没有成功上市的。研制成功的疫苗还是通过传统的方法，技术会比较成熟，且有成功经验。一般来说，传统的有效疫苗是通过接种失活病原刺激接种人的免疫系统，使其产生有效的抗体。

要验证产生的抗体是否具有保护性，要看有没有出现重复感染的病例。如果出现重复性感染的病例才有意义。而中国的防疫做得比较好，所以目前没有条件观察重复感染的现象。张文宏认为目前的一些关于重复感染个例的报道都不足以证明现在的抗体是不具有保护性的。也因此他将观察到足够重复性感染病例的希望寄托于美国的医疗人员的持续观察，“因为美国还是高发地区，有机会观察到。”

与此同时，复阳与重复感染病例的病毒序列数据也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如何区分这二者， 瑞士诺华制药公司资深研究员史隽给出了一个简单方案：如果能在第一次阳性的时候测序一次，第二次感染的时候再测序一次，通过比较就知道到底是二次感染还是潜伏在体内重新被激活。然而知易行难，目前还没有足具代表性的测序数据，一方面测序的人比较少，不是所有被确诊的人都会测序，而且复阳病例的比例还是较低的。

但抗体是否起到决定性作用也有待讨论。现在确实有数据表明中和抗体可以阻断病毒感染，但清华大学终身教授祁海表示，不同的感染剂量可能症状不一样，病毒复制的动态不一样。

那么究竟抗体是不是具有保护作用的唯一因素呢？什么时候情况下需要T细胞参与？如果抗体检测不到了，是不是可能因为有其他的获得性免疫机制参与，病人还是可以避免感染呢？

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转化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牛俊奇看来，相比抗原连年变异、需要每年接种疫苗的流感病毒，目前新冠病毒的稳定性相对比较好，变异不是特别大。问题在于它产生的抗体会不会持续的时间很长？此外，牛俊奇还提到，抗体是否具有保护性也很重要。以HIV病毒疫苗为例，它也会产生抗体，但是往往抗体没有保护性。目前已经发表的新冠疫苗，绝大多数会产生很高比例的抗体，但这些抗体是不是具有保护性还未可知。

有效疫苗的成功诞生，从研发到真正能够制药需要面对重重难关。当年艾滋病出现的时候对全人类产生的巨大冲击不亚于今天的新冠肺炎。在艾滋病疫苗研究中，人力物力被长期地、持续地、大量地投入。遗憾的是，艾滋病到现在没有一个有效的疫苗，并且没有任何一个疫苗能看到希望。据牛俊奇介绍，从制药业的角度来讲，研究一个原创性新药和一个疫苗，平均花费时间是10年，耗费资金大概10亿美元。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疫苗研制中的一个里程碑，距离成功还有很遥远的距离。目前为止，全球注册的新冠疫苗研究大概133个，这133个主要是在美国、中国、加拿大、英国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举国家之力，投入巨大。

目前全球的疫苗研究，真正能够经过前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的进入人体的才11个，这11个里有6个是中国的，有2是中美合作研究的。这当然和中国早期疫情爆发有一定关系。这些疫苗几乎都会产生抗体，目前数据看安全性也比较好。

这十几个疫苗中，有4个是灭活疫苗。灭活疫苗的生产工艺比较传统或者比较笨重，它有一个问题是要大量复制病毒，病毒的危险性又非常强，需要在P3车间里进行生产，这样在生产过程中难度会比较大。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国药集团武汉病毒所的疫苗已经进入三期。但是中国已经找不到病人了，所以现在准备在阿联酋继续研究。科兴疫苗则准备在巴西做研究，这样他们会找到病人，也能找到预防的群体。有可能传统型的疫苗会比较早的获得成功。但是临床三期的研究中，需要的样本量非常大，管理起来也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希望，但仍然有很大可能会失败。

另外还有马上就要开始临床的Regenera的二合一的抗体，很被看好，因为过去在埃博拉病毒研究上是有成功经验的。虽然不知道配对和所谓的抗体的混合对新冠病毒是不是绝对起作用，但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谢晓亮认为，Regenera的抗体的选择很好，进度也不错。但是如果两个抗体活性差的太多，比如差10倍，这种配对有多大意义也很难说。

可以看出，无论是疫苗还是特效药也好，要真正研发成功中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精准防控，防疫与恢复经济并行

疫苗的开发需要时间，但事实上如果整个世界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将是非常危险的。据张文宏估计，即使乐观一点，疫苗研制非常成功，今年年底出来再扩大产能，全世界也得明年年中才能用上，那么就还有9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这期间风险极高。

“所以最好的一个经验还是要发动民众，目前这种情况下保持有效的社交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张文宏说。大范围的人群聚集，没有有效社区隔离的，特别是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风险是极大的。为什么影剧院开的这么晚，主要原因就是电影院相对比较聚集，所以才比较谨慎。如果整个社会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出现高风险区域，我们就可以拓展社交活动范围。

“北京这次做得非常好，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典范。”专家们屡次强调这一点。北京的爆发再一次出现在农贸生鲜市场，首先再次警示了这样的地方是非常危险的，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爆发，这是第一点需要学习的。武汉毒研所的石正丽将农贸市场比作“病毒传播最好的载体”，因为无论是人口的密集性，还是物品交流的广泛性，它的环境都适合病毒的传播。通风设施差、阴冷、潮湿的农贸市场里，一旦病毒被人排泄或者传播到其环境中，它的相对存活时间都会相对长一些。因此需要对具有类似特点的场所进行重点、精准地防控。

那么如何进行精准防控？有很多需要考虑的问题。采取精准防控以后，检测做到什么量级。是只对高风险区域进行全面检测，还是扩大检测量？将来各个城市一旦出现散发病例，是将防控工作精准地放在一个街区还是放到更大的区域？这次北京精准防控的模式可以作为全国学习的范例，但不见得全国都采取一模一样的防控方式。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它整体采取偏严的防控态势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全国都偏严，下一阶段经济重启和国家边境的重启都会遇到一些困难。秋冬季来临以后，我国要怎么走，政策制定者还面临挑战。

检测工作的逻辑：越早越好，衔接隔离

常态化防疫，检测将是重要环节。然而是否检测，谁能检测，什么时候检测，不同的国家都会有做法上的差异，甚至南辕北辙，以至于在有些国家，检测和防疫则上升成了社会公平等政治层面话题。

史隽从国家层面分享了不同的检测方案。绿色线的几个国家，根据统计数据可以认为他们的疫情基本上结束了。而第二行黄色线的，是已经快要结束的。最后一行则是完全没有控制住的。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最上面的两个是冰岛和卢森堡。

冰岛是人口密度很低的岛国，他们做了很多欧洲国家没有做到的事情——大规模检测。冰岛有一个生物公司叫做deCODE，做生物信息学测试非常著名的公司，新冠疫情以后，冰岛很快开始由政府和deCODE一起合作做大规模检测。在美国还在说只测从中国来的或者给和有中国旅行史人的有接触的人做检测的时候，冰岛全国的人只要想测都可以测，而且他们做了大量的基因测序。现在能看到的病毒序列共享，很多序列都是从冰岛来的。仅在3月底的时候，由于很多国家都在做核酸检测，导致核酸检测的化学试剂和材料短缺，冰岛曾经中止过一段时间。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他们就一直在进行非常大规模的测试。

再由右上角的图可以看出，从2月21日到现在，冰岛的检测量一直非常大。他们真的做到了全民检测，只要想测，就给你测。冰岛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关学校，别的国家不上班，他们则基本上正常。当然这与人口密度也较低，又是岛国有很大关系。他们的基本策略就是检测，测完以后建议居家隔离，这样就可以把疫情控制的非常好。虽然它的确诊人数，相对人口比例很高。第一个国家报道的大规模的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的研究是从冰岛来的，但这个国家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另一个类似的国家就是卢森堡。卢森堡一开始的检测量也非常大。第二行对比的是三个国家：韩国、德国和瑞士。韩国早期的时候因为输入性病例有暴发现象，也进行了非常大量的检测，检测以后隔离，疫情很快就控制住了。德国有一位病毒学家Christian Drosten，他一开始很快就做出了核酸检测，而且敏感度非常高，根据他发表的文章可以检测到5copies/ml，所以德国也是大量的检测隔离。我跟欧洲的同事了解过，德国在疫情严重的时候也是停课，鼓励在家上班。但是他们5月份的时候已经逐步开放，现在就有了一个小的回升，因为从屠宰场里东欧来的工人感染。瑞士的模式和德国差不多，也是大规模测试，但控制得比德国更少一些，他们没有严格执行居家令，中间停学了两周，然后很快就开放了，也没有严格禁止聚众活动之类的规定。

第三行有印度、瑞典等。值得一提得是瑞典这个国家，它基本执行群体免疫政策，不关学校，什么都不关，最终目标是群体免疫。但是现在被极大诟病，因为它的疫情一直处在上升趋势。再后面就是英国和美国。通过各个国家的数据和检测量对比，不难看出，越早大规模检测，控制的越好。美国现在检测量才开始放大，但是他们已经错过了一开始检测的黄金时机，想要追着测，是很难再把疫情控制住的。因为如果在确诊病例已经成指数上升趋势之下，还不能强制隔离已确诊人员，再加上无症状感染者可能造成的传染隐患，疫情控制难度才会如此之大。

检测的准确率本身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据颜宁观察，目前世界各国的检测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率，这个过程中，试剂盒的敏感度是关键点。敏感度高的，史隽以德国为例，根据Christian Drosten发表的文章，德国的试剂盒能检测到5copies/ml，文章中9个病人基本上在整个病程，即从有症状开始一直到28天都能检测到，各种样品基本都可以检测到。但美国的检测数据是做不到德国那样的。美国的试剂盒来自很多公司，光是整个马萨诸塞州就有很多公司加入。马萨诸塞州比较好的试剂盒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Broad Institute，他们现在也能做检测，可以做到200 copies/ml。如果敏感度不高，取样时候要取鼻咽拭子，等病程后面一点的时候，在样本里也不一定能够测出来，所以准确度不好说。目前美国估计核酸检测大概有20%的假阴性。别的国家则还没有看到很好的统计。

试剂盒灵敏性越好，检出率的越高，但检出率的体现还可能和这个疾病的特点有一定关系。据牛俊奇介绍，新冠肺炎患者基本都有短暂的病毒血症，病毒复制的部位主要在下呼吸道，现在检测标本基本上是口腔或者鼻腔，这些部分的细胞里面病毒复制水平比较低。所以如果抽血检测，PCR阳性率不会太高。如果用肺泡灌洗液，检出率会接近90%以上，在上呼吸道或者口腔鼻腔，又在20和30左右，这都是和疾病本身的特点有关系的。血清学检测总体来讲它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相对来说都比较高。此外，PCR只是在病毒复制这期间能够查得到，而血清检测持续时间会比较长，所以血清学检测的可信性更好一些，但不是说PCR检测不可信，而是因为它存在的阳性时间比较短，上呼吸道的阳性率比较低，所以这样会有很多漏检的。

陈剑对美国的确诊、检测和阳性检出率做了详细比对。上图是它的总检测数，最上面这根线是每天检测数，从最早每天大概检测15万到现在每天能够检测50万到60万。检出率是绿色线，前一段时间下降很快，有一段时间差不多20%左右，也就是5个人里面检出来1个人，这肯定说明检测是不够的。因为这个数字在中国的较高峰时期，即2月份的时候，我们大概30个人检测出来一个人。武汉则相对比较高一些，大概3到4个人检测出来一个。韩国的这个数字，是80：1，后来增加了，最早的时候是大概20到30个人左右能够测到一个。所以说美国的数字在前一段时间下降到5%左右，这其实和中国、韩国疫情暴发时候的检出率非常接近。不过美国最近反弹了，往上缓慢增加。

陈剑还对总共检测和确诊率做了一个比较。从美国全国平均数据来看，大概10：1左右，有的州特别高，阿拉斯加120：1，蒙大纳接近100：1，也有特别低的州，比如麻省。如果看新的数据，现在纽约和康乃狄克州还是很高，纽约目前的检测就比较充分了，接近100：1。这里可以看到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纽约，新泽西，康乃狄克州，倒是相对其他一些州算比较低的。美国的各州差异非常大，有些以前比较严重的州，现在检测也挺充分的。

日前美国CDC主任Redfield曾公开表示，美国的确诊人数可能是只占感染数的10%，总共感染数大概2000万。在史隽看来，这是有数据根据的。实际上其实不只是美国，欧洲的很多推测也差不多，他们认为每个确诊的对应有8到10个没有被检测出来的，很多是根据抗体检测和核酸检测的数据在做比较。基本上这个数值范围，他们认为应以1：10的比例来算。

上图的数据是美国最新的数据，COVID-19 Tracking Project，这是每天公布都会更新的数据。可以看到美国东北部基本上是非常大的峰值，然后在4月1号的时候慢慢下降。目前中西部稍有上升，非常差的则是南部和西部，一直在往上升。之前它们并不是很严重，当时据说南部和西部控制住了，只有东北部受纽约影响一直不是很好。

上图已经非常直观了，用颜色表示，几个南部和西部的州比较差，而东北部已经好很多了。

上图以10%为分割线，测试阳性率10%以下的州在左边，测试阳性率高于10%的州在右边。最高的是亚利桑那州，远超其他州。这个检测阳性率可以对比德国来看。德国在5月份开始讨论检测的充分程度开始说起：众所周知，疫情一开始受影响最大的是老年人，因为检测量不够大，只能有症状的人才能检测，而老年人又更容易出现症状。所以那时候检测分布确诊人的年龄都偏高。当时他们比较了荷兰和冰岛，荷兰那时候检测量还不够大，冰岛检测量则如前文所述，非常大。按照人的年纪分布，那时候荷兰的检测峰值在55岁左右，冰岛则是在40岁到45岁之间。当时德国著名的病毒学家说德国的检测数据非常靠近冰岛，所以他认为他们的检测量已经足够大，能够反映真实情况。当德国决定开放，慢慢恢复正常的时候，检测阳性率就是8%。

现在波士顿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的检测阳性率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处在2%以下。把检测量放大之后，马萨诸塞州控制的比较好，低于10%，控制的还不错。但是高于10%的州就还存在较大问题。

上图可以看出，美国总检测量一直在放大，死亡率则在整体地降低。一直在增加的检测量相较一个月前基本上翻倍。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为计算美国每天应测试多少才足量而建立了一个模型，开始设限为50万。现在才刚刚达到这个量，差不多能够把所有感染者都找到。那为什么检测量在提升，确诊人数也有所增加，然而死亡率却降低了呢？

有一些分析，比如这个来自美国CDC的图就能看出，检测量放大以后，确诊人数按照年龄分布，年轻人基本上保持不变，但50岁和65岁以上的就明显降低了。这说明美国中老年人确实在注意保护自己尽量不要感染。而检测量放大后能找到更多年轻人，他们不一定有症状或者有很轻的症状，但他们可以通过检测手段被找到。

上图更加清楚地显示，中老年人确诊率越来越低，但是年轻人在确诊的人数里占的分量越来越大。

目前很多美国媒体在讨论美国是否正在经历第二波疫情，也有人认为第一波还没完成，只是平台期拉长了一些。史隽认为现在谈论这个问题还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由于确诊和死亡会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难以预测死亡率是否会在数周内突然增加。

传染病有不同的感染形式，包括显性感染，就是病人出现发病症状。再有隐性感染。一般来说隐性感染的比例远远要高于显性感染，新冠病毒肺炎也不例外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会有相当多的无症状的感染者被发现。牛俊奇认为这是合理现象，甚至根据现有的数据看，这种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可能会比我们最初判断要高得多。

美国增加检测量但收效甚微，在张文宏看来是因为美国只检测而做不到充分隔离，这对于控制传染远远不够。检测量增大只有在有效的隔离和追踪的情况才会对控制传播有价值。不论有多少人已经感染，现在要做的是找出潜在的感染人群并阻断他们成为感染源的路径。美国在有效隔离和追踪方面做得非常不充分。相比之下，武汉的全民检测用10天到20天的时间在一千万人中只发现了300个感染者，之后做好了隔离和追踪。在张文宏看来，虽然经济效益有所损失，但从社会学以及疫情防控的角度来讲，很快控制住了一个国家的疫情，是值得的。

不止经济损失，还有新机遇

张文宏对北京的检测成本做了估算，北京全员检测需要几十亿元，但相比停摆造成的损失是划算的。而北京后面要怎么做，取决于采取怎样的策略。如果进行广泛的检测，可以维持经济的继续进行，因此在张文宏看来这种检测是有价值的。

检测的范围和程度则需要决策者们更谨慎地权衡。出现多少个新的案例，要开始做全民检测？是10个还是100个还是1000个？是有聚集的，还是已经在社区里传播的时候？祁海认为需要找到一个临界值。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疫情的反复，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在真正有疫苗之前可能会有四五次规模不等的疫情。虽然检测试剂的成本可以支持做多次的大范围检测。但还有其他的社会代价，这变成了度的问题，这个度该如何把握？

史隽认为这决定于检测的时机，越早越好。一开始的黄金时期很重要，放大检测量是很有价值的。不一定全民检测，但是要检测量足够大，找到越多的病人越好，到后来反而大范围检测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小。牛俊奇则提醒对于全民检测应该持慎重态度，可能加剧民众恐慌，造成更大负面影响。以北京这样的小范围爆发为例，精准检测和行迹追踪就已经能够达到足够的防控效果时，疫情很快会得到控制。这种情况下进行全民检测的措施反而得不偿失。

不同的是，经济效益的损失在数字上有十分直观的体现。经陈剑的团队计算，第一季度全国GDP的损失大概35000亿人民币左右。而武汉停摆一天整个城市损失则在60亿元左右，如果北京停摆则损失更大，需要全国买单。也因此专家们十分欣赏北京目前实施的精准防控不停摆的做法，张文宏还称其为“防控模版”。

当然，严格的防控措施，成本是非常高的。据统计，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是-6.8%，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应该是6%左右，如此算来大概有35000亿人民币左右的经济损失，也就是5000亿美元。

经济亏损是全球的现状。今年IMF发布的全球经济损失最新预测是-4.9%，比原来的-3%又恶化很多，而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正增长的经济体。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国家在第一季度的严控起到了一定效果：可能短期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但是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态势或者趋势还是比较好的。

由于疫情爆发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随机性，陈剑团队采用数学上的“随机优化模型”对中国国内多个地区和全球多个国家做了“最优化的决策”的预测。从预测的结果来看，越封闭的地区预测结果相对来说会越好。但陈剑也说，“最优化的决策”绝非封闭隔离这么简单，需要公共卫生、临床、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的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参与才能真正做到。

对于国内而言，很明显，受疫情打击最大的的是需要人群聚集的行业，比如餐饮、旅游、酒店、电影、戏剧、音乐会等。但由于疫情改变了人类的行为，也有行业因此大受裨益，比如电商。去年开始国家已经开始电商进行政策支持，电商又受到疫情带来的利好，所以今年发展速度很快。2019年网络零售总额是全国总零售总额的20%。但疫情发生后，零售电商的渗透率在几个月达到25%，年底可能突破30%。可以说，中国零售电商1年内完成了过去5到1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疫情给电商带来了非常好的机会。

这其中尤以生鲜电商的增速为代表。生鲜电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盒马鲜生为主的线上类，一类是以永辉超市为主的线下转型到线上，增长都很可观。彼时线下的农贸市场、海鲜市场这些地方突然成了疫情爆发的原点，又时值春节，所以相比去年春节，生鲜电商增长了接近100%。

这样的情况下，线下的商家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这些商家能否转型？如果不能转型，那旅游行业、酒店行业、会议行业等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些行业一方面要遵循疫情本身的规律，另一方面还需要政策上予以扶持。